关于大变革时期史学规范问题

很少有人给史学规范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但是，它却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并且影响着史学的发展。我们经常听到人们说，这篇文章不行，不像是篇史学论文，不符合史学规范等等。那么，史学规范究竟是什么？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它？

史学规范是历史学家在一定时期形成的史学行为模式，是由史家群体所共同认可的史学价值观念、选题指向、思维方式、研究手段、编纂模式等方面所构成的不成文的史学成规。一定的史学规范，是和一定的历史时代相联系的。譬如，我们今天所遵循的史学规范，就是从近代以来特别是民主革命时期以来形成的一种史学行为模式。从史学价值观念上说，这种史学规范强调史学为现实服务；从选题指向上说，科研选题一般是贴近现实、重视挖掘与现实联系密切的历史课题；从思维方式上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研究者们共同遵循的原则；从研究手段上说，基本上沿袭传统模式，资料处理上的读书、摘抄、分类、排比，研究过程的归纳、演绎、判断、推理，是占主导地位的研究手段；从编纂模式上说，著作多采用章节体，论文通常几大块，引经据典，旁征博引。

史学规范是一定的社会时代的产物，与时代的政治环境、社会氛围、文化背景等紧密相连，一旦形成，就具有稳定性。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的史学规范，对学术的繁荣起了促进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史学成果的繁荣、几代史学家的成长、史学专业的形成、学科理论的建设、史学批评的发展等等，无不与这个史学规范相联系。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史学规范，史学发展是难以想象的。历史科学的发展，史学专业队伍的培养，历史学科特性的塑造，学术讨论、学术争鸣的开展，都有赖于一个明确的史学规范。因此，一定的史学规范，是一定的时代史学发展的要求。

然而，任何成规都有其惰性一面，史学规范也是如此。特别是在社会大变革时期就更加明显。史学规范是在一定的时代形成的，是适应特定的时代条件的产物。历史条件的变化，要求史学规范也应作出相应的调整。

今天，我们正处在大变革时期。在这样的条件下，出现了新的史学意识、表现形式、研究角度、学术视野。人们一贯遵循的史学规范对史学现象产生了排斥性。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议论，“这样的文章根本就不是史学论文”，“这人不是搞史学出身，不懂史学的规矩”，“这样的选题根本不像史学题目”，“史学论文不能是这样的语言风格”等等。这其中可能有一些是从史学专业的特性出发应该否定的，有些则可能是越出传统史学规范的范畴而一时不被人所承认的。在我们指责一些史学论文不符合史学规范的同时，似乎也有必要来反思一下人们多年来已经习惯的史学规范。

判断史学规范是否合理，应看其是否促进或适应史学发展的需要，是否有利于史学的繁荣。今天的社会变革，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哲学观念，同时也改变着人们生活的内容和方式。这种变化也必然在史学上有所反映。传统的史学规范应该促进史学繁荣与社会发展。

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传统史学规范应该作出哪些调整呢？这里，笔者提出几点意见。

⑴著作形式不应再拘泥于传统模式。著述的体例、结构、语言风格等，应更活泼、更生动、更具文彩。目前，无论是专业研究人员，还是非专业人员，纷纷对历史学著作提出批评，认为不少历史著作枯燥、干瘪。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除史学工作者的素质外，主要是传统史学规范造成的。人们认为，历史著作反映历史的真实，就要旁征博引。于是，写书就是引书，似乎言之无征就不足以垂信于后世。各种历史著作满篇都是引文，文中材料诘屈聱牙，文后小注排列得密密麻麻，仅引文一项就使人不忍卒读。历史著作是要征引历史资料的，但能不能变一种方式，像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像现在许多人称道的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等著作，不是也征引材料吗？著者能否将原材料的内容变成自己的叙述呢？那种三五百字一引一注的文章，实在不具有思维的流畅性，读起来不可能朗朗上口。在语言风格上，为着客观和真实，历史著作总是摆出一副极其严肃的面孔，没有诙谐和机智，没有激情和幽默，似乎唯此才能显示其学术著作的严肃性。在传统史学规范的引导下，人们看不到像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那样激情与理智统一的历史著作，也看不到像马克思的《资产阶级和反革命》那样颇具思辨不失诙谐的历史论文，甚至也看不到像郭沫若先生的《甲申三百年祭》那样深刻明了的史学文章。

⑵史家群体应以博大的胸怀，欢迎非专业的学者加入到史学研究队伍中来。近年，出于各种原因，一些非专业学人自觉不自觉地加入到史学研究的行列中。他们为历史科学吹进一股清新的空气。这些人没有受过历史专业的训练和熏陶，他们写出的著作或论文，不符合现有的史学规范，自然也就与正统的史学成果大相异趣。但是，他们毕竟给史学研究带来新的研究方法，或者提供新的研究思路、研究课题，至少在某个问题的研究上提供了一些新的成果，给人以启迪。当然，由于他们非专业出身，其对历史资料的理解，历史背景的把握，引用材料的是否全面等方面，会在专业史家的眼中暴露出无知或荒谬。但是，其中的一些成果在传统的死气沉沉的史学研究领域起到一石激起千层浪的作用，给史学研究带来冲击和活力。对这些非专业学者介入历史科学研究，史学界应持宽容、欢迎、支持的科学态度。他们这样做可以起到不同学科的交叉和交流作用，以推动史学规范不断调整和更新。

⑶应进一步拓展研究视野，打破传统的选题思路，将史学研究的视角深入到历史的各个层面和领域。调整史学规范，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打破原有的选题思路。传统史学规范的价值观，总是指导人们将选题的方向集中到政治制度、阶级斗争、经济关系、所有制状况、思想文化、军事斗争、民族矛盾等重大历史现象上，而对历史的社会层面、社会的生活层面、人物的心理层面等等，则鲜有涉及。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活的变化，拓展了人们的视野，不少以往不被注意的历史事物逐渐引起了历史学家的关注。但从传统的史学规范出发，这些难以被认同的选题，则被以“不像个史学选题”的理由加以排斥。这种情况说明，传统的史学规范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史学的发展。我们说，一定时期的史学选题，是一定时期史学家群体的史学价值观的反映，是史家群体的集体认同，也是史学规范的集中体现。今天的史学选题应该开放些，将更广阔的历史社会生活层面纳入我们的研究视野。这样，才能逐渐改变传统的选题思路。

⑷提倡大胆尝试新的研究方法，实现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的丰富、充实和改造。在史学规范的范畴内，研究方法是一个比较保守的要素。当一定的研究模式形成后，它就逐渐固化成为一种特定的思维模式。它将历史研究固定在一定的成规中，使一个时代的历史学家在提出问题的方式、分析问题的思路、解决问题的手段、表述问题的形式等方面，都千篇一律，显示不出历史学家的个性特色。历史本身是复杂的，任何历史现象都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复杂因素的组合体。对历史现象的解读，当然也就需要多种研究手段、方法。所以，提倡各种研究方法的尝试和运用，也是认识历史的需要。新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提倡当代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等多学科方法的介入。它们会大大丰富历史科学研究的方法与手段，将人们从传统的研究思路中解放出来，以实现史学规范的调整。多学科方法的引进，80年代中期有过一些尝试，有成功的地方，也有失败的教训，这需要我们从调整史学规范的角度加以认真总结，不要被一些失误所吓倒。对于科学的进步来说，失误或错误都算不了什么，甚至它们正是学科进步的不可或缺的因素。

⑸提倡宽容精神，欢迎不同学派的对立和争鸣。长期以来，在历史学的指导思想问题上，史学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取得了史学研究的繁荣和进步。但是，在坚持和维护这一指导思想问题上，我们则有些不当之处，即对以不同哲学观点为指导的历史学派采取了简单否定的做法，这样既不利于史学的繁荣，也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发展。不同哲学观点的对立，不一定就是政治斗争的反映，我们不能将其视为政治问题。对立和争鸣是科学发展的前提。《汉书·艺文志序》说：“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古人就懂得学术分化、对立并在分化、对立中发展的道理。不仅不同的历史观的存在是正常的，而且同一历史观在其发展中形成不同的学派也是正常的。我们既欢迎非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讨论和争鸣，也欢迎由于对马克思主义不同的理解而形成的不同学派之间的对立和争鸣。这样，马克思主义史学就会在对立和争鸣中获得生命的活力，并且有助于形成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史学规范。这样的史学规范会更具有促进史学发展和繁荣的内在机制。

总之，处在大变革时期的传统史学规范需要适时作出相应的调整。为此，需要人们以开放、宽容、博大的胸怀去拥抱这个必然出现的史学变革。